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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应尽早开启战略性经济对话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首次峰会。双方的观察人士似乎都松了一口气。双方虽然在重大问题上没有达成外交突破,但也没有对外表现出任何好战倾向。外界寄予厚望的事和极度担心的事都没有发生。
       这留下了一个问题,即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何去何从以及美国应该把美中经济关系引向何方。对挑战的定义与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样重要,它将是之后经济外交的重点。我最近刚从中国返回,在那里我有机会参加了一个重要的经济论坛,见到了一些高级官员。现在我已经确信,那些盘踞在很多美国人脑海中的问题要么没有根据、要么不太重要,而中国带来的最重要的经济挑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美国对所谓中国操纵汇率的讨论是在经济范畴内,而对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讨论是在地缘政治范畴内——说得好听点是不具建设性,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尽管美国有理由提出中国在2005年之后的10年时间中不合理地操纵汇率的主张,但若说中国如今仍在操纵人民币贬值以获得竞争优势,是无稽之谈。在消耗外汇储备的总量以及施加资本管制的程度方面,最近几年没有几个国家在试图支撑汇率方面付出了和中国一样的努力。
       更广泛地说,美国经济未来的走向更多地由华盛顿方面所做的政策选择决定,而不是北京方面的政策选择。中国贸易对美国造成的冲击,是中国显著增长以及生产能力提升的结果,而非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所导致。
       因此,商业方面对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被误导了。没错,中国确实以很多方式对出口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同商品进行补贴。但如果美国成功阻止中国补贴或将受补贴产品阻挡在外,结果将是生产转移至越南或其他低收入国家、而并非在美国本土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同样,中国降低对于美国企业所制产品的贸易壁垒,将实实在在地帮助那些企业,但美国只会额外增加一小部分生产。美国公司有理由抱怨当他们在中国投资时被要求必须与中国合作伙伴分享知识产权,但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结果可能是外包生产更多流向中国,而不是更少。
       如果汇率问题并不成立,而商业外交不太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太多积极影响,那么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中国极力寻求以经济方式在全球各地投射软实力。1月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Davos)上的演讲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话,并且提出了在美国把重心转向国内之际中国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愿景。这是一项协调战略中的语言攻势。
       当然,还有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设想以基础设施投资和对外援助来连接中国和欧洲。有一个很少被人注意到的发展,由中国发起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竞争对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宣布,将在世界各地投资。中国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投资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世界银行和有关的区域开发银行。同时,中国将很快成为清洁能源技术的主要出口国。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投资将确保中国获取原材料的渠道,帮助中国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帮助中国赢得朋友。美国选择了不加入亚投行,而选择在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的改革中 拖后腿、破坏而非领导全球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并大幅削减对外援助。如此一来,在争夺全球声望和影响力的竞争中,美国在加速失去其可能必然失去的领先地位。
       全球经济合作的目标以及美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将会是真正战略性经济对话的主题。此类对话应该尽早开始,这非常重要,但是这将需要美国减少对短期特定商业利益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将会记住的事。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译者/马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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